当政治权力在土地的兼并上发挥主导的作用时，商业资本向土地的转移，就缺乏必要的保障，从而缺乏相应的推动力。

此时，贵族、官僚、缙绅，仍然是特权地主。但是，他们的特权地位，视明朝已有所削弱，商人的势力，则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扩大而有所增长。山西的票商，两淮的盐商，广东的行商，福建的海商以及安徽的徽州商人，江苏的洞庭商人等等，都已形成资本以万计的商人集团。这些大商人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土地进行大量的兼并。

商人兼并土地，就其数量而言，似乎不及官僚。但是他们却十分活跃，他们手中的资金，有较大的流动性，哪里出现兼并土地的机会，他们就会闻风而至。山西商人远至河南兼并土地，徽州商人到苏北购买土地，广东商人到广西购买土地。在山东、山西等十三省中，都存在“以彼邑民人置买此邑地亩”的大量事实。单是山东一省，就有六十一县之多。

由于商人资本有较大的流动性，兼并土地的商人，就能在农民遭受灾荒饥饿时，压价收买土地。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等省发生旱灾，聚集在扬州、汉口、徽州的盐商，就纷纷盘算越境买产以图利。毫无疑问，这种兼并土地的方式，给农民带来双重的灾难。

在商人兼并土地的过程中，高利贷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兼并土地的商人，或者在青黄不接，粮价高涨之时，贷粮折价于缺粮的农民，收取高利，剥削农民到破家荡产，然后“折收田、房”，达到兼并农民土地的目的。或者接受农民典当土地，通过典当、找凑，到最后卖断，使高利贷发挥巨大的作用。山西商人就是通过高利贷兼并土地的典型。在福建农村的土地买卖中，存在着大量的典卖土地的事例。在江苏，甚至有一种“典多于田”的地主，典当利息既是他的主要收入，又是他兼并土地的主要手段。

通过高利贷的方式兼并土地，并不限于商人。官僚地主乃至一般地主，也常常是敲剥农民的高利贷者。大官僚高士奇、徐乾学以及和珅等人，都同时拥有不少当铺或银号。人们称“士大夫挟囊中装而问舍求田，犹其上者”，而“放债以权子母之利”，在“鱼肉乡曲”方面，则是“刀锥相竞”。在高利贷兼并土地的活动中，商人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而这种兼并的方式，给农民带来双重的苦难，是毫无疑问的。

李国楼曾经发国难财，趁着闯山东的一股浪潮，和七里屯的大地主王出任合作，在山东圈地，不显山不露水就圈占了近万亩土地。虽然之后以身作则，捐出了所有圈占的土地，把山东圈占的万亩土地建成大农场，以国有的形式招揽流民，以此来邀名，试行他的土地改制。但他当初可没想为国为民，而是行卑劣的手段，凭借叔公李鸿章的牌子，捞取不义之财。

但如今李国楼思想境界大跨越，早已不做与民争利之事，而是雏鸟反哺，想为三亿农民找寻出路。

此时大清人口大爆炸，为了解决人民的生计，清政府引进许多高产农作物，从南美洲引入玉米、番薯、马铃薯，在各地加以推广。还出版多本农业书籍，教农民种植玉米、番薯、马铃薯。正是由于番薯、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的突出贡献，没让百姓饿殍遍野，才让大清度过最危险的太平天国战乱时代。

但番薯等高产农作物也有很大的弱点，那就是营养单一，味道偏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救急尚可，长期主食必将导致人体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体的正常智力发育。

高产农作物从清初到乾隆时代兴旺蓬勃，“番薯盛世”已经尝到恶果。人民变得孱弱不堪，人种的素质急剧下降，大清成年人不足一米七，身形偏瘦，佝偻病在农村普遍流行，歪瓜裂枣的残疾人在城镇里随处可见。这也引起大清军队的战斗力下降，大清军队打不过八国联军，也有人种上的弱点，最后的肉搏战是讲体格的，八国联军先天上就占有绝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