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仙得无法认可清廷地方官的推托之辞，责备道：“两百年來，中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由西岸以至东岸，逐步扩张，事实上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且成为台湾官府的专卖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则严行惩治，所谓生番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实毫无依据。”

直接与李仙得交涉的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吴大廷，则在针对此事给朝廷的奏折里开头即称：“生番之地鸟道羊肠，箐深林密，自來人迹所罕到，亦版图所未收，我朝设土牛之禁，严出入之防，所以戢凶残而重人命，用意固深远也。”

这些深受中国传统天下观熏陶，而对近代世界领土主权概念一无所知的地方官们，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极好的推托事件责任的理由。

于是在奏折里一厢情愿地认为：“特以人非华民，地非化内，克日图功，万难应手，准理度情，洋人亦当见谅。”

这种编民，熟番，，生番的分类治理的方式，及其所衍生出來的“化外”、“化内”的政治话语体系，所依据的都是教化礼仪所及的程度与界限，而与疆界无关，故而，在清廷看來，将台湾东部“番地”描述成“未归王化”、“生番化外”，并无不妥，而且可算是一次很值得借鉴的成功交涉。

美国领事李仙得却无法见谅，他理解不了清廷官员的天下观，只能将番地未归王化理解成清廷地方官的狡辩：“番地非中国领土，故中国对番人杀害美国船员不负责任”。

在李仙得看來，这种推托责任的方式，简直不可理喻。

心怀叵测的日本玩弄清廷陈旧的天下观自然，这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清廷的反应，台湾地方官丝毫沒有意识到此事关乎中国在台湾东部番地的领土主权。

直到5月，清廷才洞悉日本的真正意图，日军讨“番”统领西乡从道将出兵台湾的照会送直闽浙总督李鹤年处，出乎意料地遭到了李的强硬反击。

李于5月11 日后连续照会西乡从道，称：“本部堂查台湾全地，久隶我国版图，虽其土著有生熟番之别，然同为食毛践土已二百余年······查万国公法云：凡疆内植物、动物、居民，无论生斯土者、自外來者，按理皆当归地方律法管辖，······据此各条，则台湾为中国疆土，生番定归中国隶属，当以中国律法管辖，不得任听别国越俎代谋，兹日本国中将照会，以台湾生番戕杀遭风难民，奉命率兵深入番地，殛其凶首，以示惩戒，在生番迭逞悍暴，杀害无辜，即按以中国之法律，亦所必诛，惟是台湾全地素属中国，日本国政府并未与总理衙门商允作何办理，迳行命将统兵前赴，既与万国公法违背，又与同治十年所换和约内第一、第二两条不合。”

李鹤年态度的突然强硬，缘自西方国家对清廷的提点：最先是英国驻华大使威妥玛于4月18致函总理衙门，告知清廷日本出兵台湾一事，并在信中询问“生番居住之地，是否隶入中国版图”；稍后，英、法两国使节以及总税务司赫德也先后前往总理衙门，询问台湾生番所居之地是否中国领土。

尤其重要的是，英国通过驻华使节，将來自英国驻日大使巴夏礼获知的信息告知中国：“内称据东洋意见，台湾岛自某处迪南，皆不隶中国版图之内”。

威妥玛强调，清廷对台湾番地主权等认定，与英国针对此事的外交态度密切相关，如果中国认为番地不属于中国版图，则英国政府对英国民众协助日本出兵台湾不做任何限制；如果清廷认定台湾属于中国版图，则英国政府将明令禁止英国民众参与日军出兵台湾一事，法、美各国所持意见，与英国大致相似。

缘此，清廷于5月14日发上谕，声明：“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